6月8日，第77步兵师推进到比利时海岸，加强了对低地三国盟军的包围攻势。可在封死口袋的过程中，打头的276团遭到了舰队的狂轰滥炸，损失惨重，不得不放弃阵地紧急后撤，只留下少许前哨。这道最宽处达到28公里的狭长缺口，成为了老爷们和他们愚顽的侍从们的最后希望。每当夜幕降临，都会有排成长列的辎重车、装甲车辆通过这里，向西面的敦刻尔克逃窜。我们的远程火炮开火了，虽炸得公路上人仰马翻、坑坑洼洼，但实在没能阻止。这些衣衫褴褛的有产者、无产者仍在趁着炮火的空档，不顾一切地冲过缺口。

师长不相信前哨的“敌人受重创”的捷报。在他看来，他的同志们是被海军轰怕了，一直在谎报军情，夸大炮兵的效果。可作为一名师长、一位共产党员，丢下师部繁重的本职工作，赴往最前线冒险是失职的。师参谋长遂找信得过的人代替师长去前哨了解实情。我毛遂自荐，那个满脑子都是我的流氓也加入了进来。两辆由德意志工人精心打造的半履带装甲车，会在天黑后，送我们与一队轮班的侦察兵到前线的据点待上两夜。

此行需穿过一段火线，那里的比利时兵刚拿PIAT发射器击毁了一辆半履带装甲车，还用重机枪屠杀了逃出的侦察兵——他们是从前线轮换下来的疲惫的战士。挺凶险，我没有十足的把握。距离出发还有两个小时，我回到分给我住的小屋，与我的屋主们道别。

屋主是一对60岁的吉普赛老夫妇，和他们未及20岁、既聋又哑的女儿。姑娘双眼是浅棕色的，皮肤是古铜色的，身体矮小瘦削。他们只认得荷兰语，而我仅会说写俄语，平时都是比划着交流。在门前见了我，姑娘的脸上绽开纯真的笑，轻盈地跑向了里屋。与他们同居的一周里，她总是不等我喘口气，就向我分享她的新画作。一瞬间我想了挺多，我若死了，她该怎么办，要是住上个脾气差的，把她伤害了……我抓紧这个短暂的空档，合眼休整我用钝了的大脑。姑娘远去的脚步声停下了，又迅速向我急促而轻快地逼近……

果然，她拿着自己的画册回来了。她偷偷瞅我一眼，为我翻到最新一页。在黄褐色的手工纸上，我看到了一个长头发、头顶戴着朵花的小人，一幢有着两扇窗户、一道门的小屋，屋前整齐地种满了中间是圆柱的花，可能是指她田里的土豆花。

我露出惊讶的表情，向她点头致意。她笑得很开心。我把船型帽挂到衣帽架上，她拽住了我的衣角，要把我往餐桌前引。桌上什么也没有，桌后的老两口慈爱地望着我。她把我带到一张年龄准比我还大的烂椅上，自己又搬来了另一张烂椅，紧挨着我坐下。她把画册翻到刚才的画作上，指了指小人，又指着自己。她想表达的，应该是这个小人指代她自己。她翻了页，粗糙的纤细手指指向了那张手工纸的背面。

这里，背景的小屋被替换成了几棵树，画面中央又多了两个长头发的小人。每个人都提着篮子。她指了下一幅画，这些小人遭遇了两个酷似士兵的小人，他们端着枪刺、顶着锅一般的头盔。小人的脸上在落出代表泪滴的虚线。她翻到下一页，三个长头发的小人平躺着，三个顶着头盔的士兵站于小人身上，还有一大群士兵围在旁边。所有士兵均大笑不止，而长头发的小人们则依旧没有画脸。接着，头顶戴花的小人被一个眉毛皱起的士兵带到了树林。她又翻了一页，士兵的手臂举了起来，小人向手臂冲着的方向逃走了。

我深吸了一口气，下意识望向对面的老夫妇，老头子掏出了一个边角卷曲的小本子，用布满褶皱的手指一叠叠捏起了纸张。

“这是……我的……女儿……事。”老头子正在讲……俄语。我几乎不敢承认他说的就是俄语。“这是……我女儿的……事。”他藏在白密胡须下的嘴又说。随后还复述了几遍，直至抬起白发苍苍的脑袋，用那双昏暗的深棕色眼睛目击到我颔首。

我脱口而出：“这些是什么人？盟军的哪个部分？还是……我们？”在距离师部咫尺之遥的地方这般违法乱纪，不太可能，但我们师之前，近卫第8坦克军也进驻过这里。“另两个姑娘，她们也逃掉了吗？”我又问。我也是姑娘，父母的女儿，我难以忽视她们。

老婆子保持着微笑，而老头子皱起眉，又低头看向了那本子。“为我们……报仇。”老头子说，并且重复了几次。

他们不懂俄语。我提醒自己。我看向他们的女儿，那两颗圆溜溜的琥珀依然笑意盈盈。可怜的姑娘，向我伸来一只因农活提前衰老的手，又垂了下去，我赶忙用一只因握枪布着老茧的手托起它，俯下身轻轻地吻。当我使劲将头拔起时，我发现两颗琥珀已经蒙上了一层晶莹的纱。“没事的，都过去了。”我抱住她，轻拍她的后背。她没有出声，非常平静地偎在我的怀里。我又多了一个活下来的理由，无论是为了她，还是为了她们。

夜浓得像泼墨时，我和流氓战友给手雷插入引信，装满手雷包，取过“波波沙”冲锋枪，将沉甸甸的弹匣插在枪上与腰包里，登上了德国无产阶级馈赠的战车。司机吹了声轻快的口哨，战车的前灯轻易地撕开了黑暗。我们再次向有产者匪军的射程开拔。村口，几辆抛弃了老爷的T-4坦克正神气地将新式长炮挺至最高，用一周前还骑在它们头上挥鞭耀武的剥削者的贱命，擂响社会主义革命的战鼓，迎接即将照耀到全世界的赤红晨光。

“把坦克当大炮使，不是不行，但75毫米榴弹的威力……”那个流氓说，不出所料，我的裙上被拍了一只该剁的手，“你觉得他们能打中几发？”

我一枪托砸向他的肚子，他倒在冰冷的铁壁上，痛苦地闷叫起来。侦察兵们怔了一下，“哈哈”地大笑。握方向盘的司机和肩抵机枪的车长也好奇地扭来了头。侦察兵里的一个结巴说：“我、我，看到了观、观测气、气球，有、有、有气球。”

我鼓着眼，告诉靴前的流氓：“打你，必然是百发百中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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